一、确立科学理性的审监理念之前提——基础概念与基本认识的澄清对司法功能的正确认识。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特征和概念从以上案例中，我们看到各类型的共同过失犯罪有以下特征。因为共同过失犯罪人一般是由法律规定的特殊主体，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和交通肇事罪，都对行为人的主体属性作了相应的规定。

同时，张某一方面轻信职工可能开动制冷机，另一方面也轻信沈某可能组织职工开机制冷。在共同过失犯罪活动中，各行为人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会有所不同。分管冷冻车间的副厂长沈某和车间主任张某，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多方面违反规章制度，制冷机时开时停，造成冻兔肉变质。案例(一)、某县航道站一挖泥船要通过一桥孔去建材厂疏竣河道，该船卷扬机老大沈某擅自决定叫厂调度员组织人压载过桥，未成功。如国家工作人员、职工以及以主观标准所要求的符合应当预见条件的有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一般自然人，即具有正常智能、常识的人。

第二种形式，二人以上疏忽大意的共同过失犯罪。如案例( 二) 中的沈、张二人，在他们轻信中隐藏着对国家财产严重不负责任的共同性，隐藏着他们共有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和私心杂念。并且，使用直接约束这样的措辞，还意味着人权不再只是宣言性和形式性的，不再只具有前国家的内涵，而是成为直接针对国家的主观公权利。

这一体系是初步的，在众多的细节上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其架构本身也当有可调整的余地，而在比较法的借鉴上也可以做更开阔的思考。这意味着，即使是宪法修改，也不能影响基本法第1条第1款和第2款所包含的价值决定。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主要是各种自由权，而没有像1919年魏玛宪法那样规定大量社会权条款，这表明了基本法取向于回归传统的自由权。在这一概括性的首要自由权之后，基本法又规定了各种具体的自由权，这些具体的自由权是对首要自由权的分解，都只是首要自由权的具体适用情形。

二、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从价值与请求权体系到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德国的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或者说基本权利的教义学，在今天已然是一个精细谨严的体系。[64]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将萨维尼的整体观察法推向了极致，他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抽象概念的金字塔，试图使用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来构成一个法律概念的体系，并将所有的具体案件事实涵摄于这些抽象概念之下。

[72] Hesse, a.a.O, S.136.[73] Helmut Coing,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 5Aufl, S.295.[74] Vgl.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1991, S.328.[75] 梁迎修：《方法论视野中的法律体系与体系思维》，《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第62页。（2）对宪法未列举的自由权的保护。然而，作为法治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法律人并无此种体系思维的成熟经验，故而此种体系化又不得不从观察和模仿法治发达国家开始。通过此种基本权利功能的体系化，可以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也就是基本权利主体可以主张什么，国家应当承担怎样的义务进行精细化的研究。

在基本法第20条中，制宪者同样把民主和法治国规定为基本原则，所以，应该把对基本权利的理解与民主原则和法治国原则相联系。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传统上只是针对国家的排除侵害请求权或者不作为请求权，而现在，则可以从基本权利中导出给付请求权或分享请求权，也就是要求国家积极帮助，提供各种物质和制度条件的请求权。此外，封闭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的提出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主观恣意的结果。

（2）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109]然而，中国没有运行良好的违宪审查制度，而普通司法中的合宪性解释似也尚未成为实践中的共识，因此，宪法学者必须自发通过对现实争议的分析去检验和完善宪法学的体系。

这种模式的长期贯彻，就意味着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增强。由此，基本法第2条第1款就被认为具有兜底功能，一般行为自由也就成为兜底基本权利。

（2）更为根本的是，基本义务概念在宪法学上是难以成立。同时，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和学术研究的积累，这个体系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论证中要去分析：（1）限制是否合乎法律保留原则。[17]3.价值与请求权体系的封闭无漏洞进一步，杜里希教授认为，这个价值与请求权体系是完备无漏洞的（lückenlos），国家对于人格尊严这一最高价值的任何侵害，都可以借由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而被排除，即使基本法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空白，个人也完全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这一首要自由权来排除侵害。[90] 关于人权条款的价值意涵，参见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进而，在1971年的服务国家的基本权利的报告中，黑伯勒主张要进行一种切合实际的基本权利理解，[46]在教义学意义上做新的建构，从而实现基本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性。

在基本法第1条第1款措辞中的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等，体现的是一个 不作为请求权。[70]在魏玛宪法的时代，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也是在继承和发扬此种法律实证主义的体系化思维，其在《一般国家学》的前言中就明言尝试建构一个一般国家学的体系。

在他看来，基本法中内在包含着一个对于基本权利的解释（具体内涵的填充）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权利理论。尽管当代宪法学的另一个典范——美国宪法学——中并非没有以追求封闭完美体系为目标的学者，[11]并且美国的基本权利理论也有着非常高明的体系化成就，[12]但总体上，追求体系化并非普通法主要的致力方向。

取其法度，以形成我之面目，是本文在体系建构中运用比较法的基本思路。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从价值与请求权体系到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的发展，可以为建构中国基本权利的法学体系提供方法上和内容上的借鉴。

[63]萨维尼的方法论主张在他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得到了践行。（5）基本权利的社会国理论。由此，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本身也有一套完, 整精细的理论体系，通过这个理论体系，可以有效地排除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不当限制，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有效保障个人的自由。尼伯代甚至主张，宪法可以直接在私法领域适用，而不用通过民法概括条款来间接适用。

基本权利作为价值与请求权体系，乃是基于对诸多宪法条款（在人的尊严笼罩下）的整体解释得出的，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法第1条第2款将针对人的尊严的一般性尊重的总体上的请求权溶入了各个单项人权当中。在这种意义上，体系化并不是去建构体系，而是发现体系。

也正因为这种价值体系的引入，使得宪法裁判经常会被质疑是政治判断而非法律判断。林来梵 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

[96]（3）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以上两种含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其最终目的则是达到对人与生俱来权利的有力保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法院对吕思案的判决宣示了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应当是整个司法体系所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当严格通过私法的判决不能达到公正效果的时候，宪法不得不对此进行主动的干预，由此开创了宪法权利适用于私法判决的先河。在1950年，也就是他被赦免纳粹犯罪的几年之后，他重新导演了一部名为《不朽的爱人》（Immortal Lover）的影片。法院认为吕思的抵制呼吁是为阻止哈尔兰像过去一样成为德国电影业的代言人而做出的，但他的行为实际上却阻止了哈尔兰制作电影院所上映的普通电影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德国吕思案开启了宪法权利对私法领域干预的先河，它为战后开启人们尊重和崇尚人类与身俱来权利的风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且也引发了学界对于宪法权利与私法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

市政厅遂起诉至法院，认为公司的价格政策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第II.-2:102条则对歧视给予了定义。

而要获得欧洲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广泛认可，必然要求与欧盟的宪法性文件保持一致。可以说，对草案的解释应当与宪法性文件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保持一致，正是宪法权利对草案的深刻影响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民法典草案并未对人法、强制性规则、不动产法等做出具体规定。因此，有学者指出，私法已由一个完全由个人利益为导向的推理过程逐渐转向为以公共政策为主导的法律推理过程。